青年会老前辈田景福先生人生中的三个片段
田景福先生于1911年出生于山西省汾阳县，1935年于燕京大学毕业后，即加入太原基督教青年会，1938年在陕西创办宝鸡基督教青年会，1948年任西安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1994年10月荣休后任西安基督教青年会名誉总干事，直至2002年蒙召归主，享年92岁。在田景福先生荣神益人的一生里，有六十多年都在为中国的青年会服务。让我们撷取他生命中的三个片段，来看看老一辈中国青年会人是怎样用自己的爱国热忱，把青年会运动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
一
1937年冬季的一天，陕西潼关，三千多名抗日军人站在黄河滩上，集体合唱著名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过往的军民被这嘹亮的歌声感动，也纷纷加入其中。一时间，“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响彻云霄，无数军人在这歌声中昂首挺胸，义无反顾地走向抗击日寇、争取民族解放的战场。
这次大合唱的指挥就是太原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第三支部主任——田景福先生。
七七事变后，田景福先生原本在太原、介休、临汾、风陵渡一带为抗日军人服务，如教唱抗日歌曲、讲故事、写家信、出壁报等，还开办过防空救护训练班。后来辗转来到潼关，开设了军民俱乐部，继续为往来的抗日军人和难民服务。
为了用歌声振奋军民士气，田景福先生每日黎明即起，往返于各个军营，为抗日军人教授抗日救亡歌曲，如《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等。将士们对这个与他们打成一片的知识分子也充满的好感，称之为“我们军队的梅兰芳”。
前线的消息越来越不乐观，失败情绪悄然在潼关军民中蔓延……感受到这种情绪后，田景福先生想起了自己在太原时为宣传抗日而组织的万人大合唱，那种万众一心的磅礴气势，足以鼓舞人心，于是就有了前面描述的那一幕。
参加合唱的三千多名抗日将士，来自于一二八抗战的英雄部队——十九路军。多年后田景福先生回顾起这一段经历时，为自己曾服务过这支威名远扬的爱国军队而无比自豪。在那个冬天，田景福先生组织的合唱，远不止这一次；鼓舞的抗日将士，也远不止这三千多人。
1995年，田景福先生受中共中央统战部特邀，作为海内外民主人士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座谈会。会后，田景福先生回忆道：“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我只做了些微不足道的工作，但是正如毛主席说的，只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二
1943年冬季的一天，宝鸡，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外。
数百国民党军警、特务将宝鸡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团团包围，如临大敌。不一会儿，总干事田景福先生被几名特务押解着走出了大门。反动军警们迅速冲进青年会，开始大肆搜索，寻找起“罪证”来。这已经是田景福先生第二次被捕了，罪名被直接定性为“中共川陕交通站宝鸡站站长”。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1938年，田景福先生离开潼关，来到了当时陇海铁路的终点——宝鸡。那年，随着前线节节失利，无数沦陷区难民和从敌占区逃出的学生、政府机关及工厂学校沿着陇海线迁来，纷纷云集宝鸡，使这座原本仅万余人口的小城，迅速有了数十万人口，显得一片混乱。
田景福先生四处奔走，联络从沦陷区来到宝鸡的各地青年会会员和社会名流，组建起了宝鸡基督教青年会，继续开设军人服务部，还成立了学生救济委员会和国际救济委员会，专门救济沦陷区逃出的学生和难民。许多流亡到宝鸡的学生，在青年会的资助和帮助下，赶赴四川、云南继续求学，也有不少学生和青年会会员、干事，投奔向红色圣地——延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开始不断制造摩擦，在国统区更是用严酷的特务政治，对共产党人和“异己分子”进行迫害。
田景福先生此时已被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中华体育协会裁判，还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的西北区推进委员会秘书。在开展社会活动时，与众多国际友人和进步人士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其间也结识了不少中共地下党员。
与众多青年会老前辈一样，田景福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非常认同，青年会开展的许多社会活动与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有许多契合之处，因此一些地下党员也加入宝鸡青年会，以青年会同工的身份作为掩护。借助青年会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地下党员们为解放区秘密采购和运输过医疗器械、药品和一些紧缺物资。嗅到蛛丝马迹的国民党特务，先后将田景福先生和多名青年会干事拘捕，关押数月才因“证据不足”释放。
第一次无辜入狱让田景福先生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他在继续积极开展进步社会活动的同时，也刻意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几次安排来到宝鸡的地下党员住在青年会中加以掩护。
无孔不入的特务发觉了田景福先生帮助共产党的行为，以为抓到了“大鱼”。于是，田景福先生被认定为“中共地下党员”，第二次被捕，以重要的政治犯身份，被关押在西安后宰门监狱中，受尽折磨。而他在宝鸡青年会会所的家中，也被特务军警们翻了个底朝天，企图找到所谓的罪证，夫人韩得秀女士因此流产，大病一场。
抄家的结果当然是徒劳的，既没有电台也没有武器，只是田景福先生珍藏多年的鲁迅先生亲笔信，成了最有分量的“罪证”，被特务们搜走了。
经过中共地下组织的多方营救，田景福先生最终获释。尽管牢狱之灾给他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但田景福先生依然无怨无悔，继续开展进步社会活动，为中共地下组织在陕西国统区的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三
1950年4月的一天，西安，田景福先生家中。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两位领袖——吴耀宗先生和刘良模先生，与田景福先生相谈甚欢。吴耀宗先生提到，中国基督教界应当发表一个“三自革新”宣言，以彻底摆脱外国差会的控制，让中国基督教界融入新中国建设的宏伟事业中去。田景福先生立刻抚案叫好，表示欣然赞同……
此时的田景福先生，是西安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和西安基督教联合会副主任，在陕西基督教界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在西安解放时，田景福先生迅速联络西安宗教界人士，在解放军入城的第三天，就向贺龙元帅呈上了欢迎解放军的致敬信。随后，西安青年会举办了一场以“庆祝西安解放”为主题的篮球比赛，为解放初期安定人心、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吴耀宗、刘良模两位先生带领中国基督教代表团来西北访问时，田景福先生特地邀请两位在自己家中居住。在这段时间里，三位志同道合的青年会前辈，围绕中国基督教界如何“自治、自养、自传”，畅谈了许多。
几个月后，吴耀宗先生与四十位中国基督教界领袖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即“三自”宣言），田景福先生成为西北地区最先签字的基督徒。在田景福先生的宣传、带动和说服下，西北地区基督教界人士也陆续响应，在三自宣言上签了字……
此后四十余年间，田景福先生一直致力于推进“三自爱国运动”，带领西安青年会和陕西的基督徒，按照《三自宣言》原则，走爱国爱教的光明道路，为基督教和青年会在陕西省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田景福先生关于“三自”的论文，于三自运动四十周年之际结集出版，成为研究三自爱国运动的重要文献。
田景福先生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他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老一辈同工的代表之一。正是在这些老前辈身体力行的努力下，青年会运动得以融入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去，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他们爱国爱教的精神，至今仍鼓舞着新一代青年会人。
